[摘要]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是一个在近代历史学发展的进程中得到广泛讨论，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学者有着多种见解的问题。本文认为，历史是科学，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有着客观性和真实性，其重要性高于历史著述的艺术性，这正是历史科学实证追求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历史书写；近代史学；历史学科性质
 

一、传统历史书写的二重倾向

自人类开始记录过往开始，历史的书写就有着具有科学色彩的求真精神与追求艺术表现的二重倾向。在蕴含历史记述的神话中，充满想象的艺术描写显然是主要特色，然而在其中也同样隐含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条件和文化、地理等特色的历史要素。在古代史学逐渐脱离神话与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的不同史家同样有着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双重倾向。
首先，历史的著述采用了艺术的渲染和想象手法。在古代中国，在传统史学中占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著《史记》中，司马迁对鸿门宴的具体经过和场景的描写极为细致，在战乱、技术水平和资料的限制下，通过查阅相关记载和寻访人员所获得的史料显然难以支撑，太史公运用艺术的手法进行的渲染和想象在《史记》中起着显著的作用。而时代更早的孔子有“文胜质则史”（《论语》）的说法，表明在孔子的视野中，史书有着远胜于一般文本的文辞华美这一重要特征。
其次，强烈的教化目的导致先验的历史叙述和结论。依据鲁国史书所修订的《春秋》则是“微言大义”，重传达儒家观念而非追求史实准确。这与艺术作品在目的上有着相似之处：为了传达作者及其派别的理念和观点，起到“教化”，“乱臣则子惧”的功用。在过分强调著作的这一功用使得这一部分古代历史著述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受到了后世的批评。例如塔西佗有着“讲求客观，秉笔直书”的史学观念，科林伍德曾给予塔西佗“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之一 ^[]的高度评价，然而他却也给予了塔西佗“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标榜的写作目的是要为后代揭橥可憎恨的或可赞美的政治上的罪恶和美德的典范事例……这种态度导致塔西伦系统地歪曲了历史”^[]这样的评价，体现出“惩罚暴君的鞭子”也受到了艺术化的影响。
而对客观历史的求真态度，也成为了众多古代史家的核心追求。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形成了史学写作的规范，把“把写出信史实录作为对史学、史家的基本要求”；波里比乌斯认为“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
古代历史著述中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倾向往往是同时存在于同一部著作抑或是同一位或同一派史家中。传统的历史著述一方面有着记录、阐释历史事实的科学化的任务，也有“文以载道”，以历史承载教化和道德抑或政治规训，这两种倾向继续发展，延续到近代，为近代中外不同史学流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不同主张

随着近代科学和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悠久发展历程的史学也受到了影响。科学的方法和精神被引入历史研究或是将其与历史研究和著述的方法和过程相对比；启蒙的思潮下历史著述着眼于人的活动而非神意，因而对客观、联系与规律的追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早期“文学派”在西方史坛上具有重要地位。曾写就《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的巨著的吉本曾自信地在自传里提出：“我的书出现在每一张桌子上，而且几乎还出现在每一具梳妆台上。”^[]这表明吉本认为即便是在当时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上流阶层妇女同样是他的历史著述的读者，这显然与当代的我们的常识并不完全相符。一方面，可以以时代的差异解释，即当时的娱乐途径，特别是符合上流阶层偏好的高雅休闲活动并不丰富，阅读篇幅宏大的专著也不得不被纳入考量之中；另一方面，令吉本颇为自豪的其著作的独特性就在于通俗易懂，对学术并无热情和造诣的群体也可阅读，这与其“文学派”的写作风格和著述理念分不开。然而过度的主观投入和文学手法与客观准确的特性或多或少有所冲突，难免有“以辞害意”之嫌。
作为英雄史观的重要代表之一的英国史学家卡莱尔以文学的笔调写历史，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戏剧”^[]，因而“作为一种有限而且唯一可以实践的形态，真正的历史学，即处理重大历史事件的那部分历史学，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都被视为最高的艺术”^[]。他认为伟人是历史运动和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整个世界史就是伟人们的历史”。例如，他在热情地讴歌克伦威尔这样的作为统治者的伟大历史人物时，坚定地相信“一个伟大的灵魂怎能没有一种良心，一切或大或小的真正灵魂的本质呢？”因而“我们不能把克伦威尔描绘成虚假和愚昧”^[]，在这样一个既定人物形象而后再加以艺术化描写的历史著述不出意外地具有讨喜的文章风格，但于客观和真实的科学性上显然有所缺失。
以客观主义著称的兰克学派强调“如实直书”，标榜“科学方法”，其中蕴含着两个重要判断：一是“如实直书”中的“实”是存在的，即客观历史是存在的、并且可以被历史学家探求从而“直书”的；二是历史著述是应当“如实直书”的，即“如实直书”是客观、科学的历史著述的基本特征。因而兰克史学高度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是对各国档案的利用。兰克在他的著作和教学中贯彻了这一理念，特别是他作为一名路德派新教徒，在撰写《教皇史》时大量使用了第一手史料，客观地描绘了有着利益冲突的势力，甚至自信地认为时人无法从书中判断出此书作者对教皇持何种态度。
在专门的历史学家之外，哲学家也对历史的性质进行了思考。近代实证主义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近代实证主义同样对历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孔德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且是能够被证实的。而在历史研究上，他认为同样需要采用科学研究的办法、实证的理念，去分析、得出实证的事实至上的因果联系，进而得出历史的规律。
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却有着相反的观点。作为新黑格尔学派的重要代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一方面认为实在就是精神，这就对客观历史客观独立性的认同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认为对既往历史的研究仅是研究者当下精神的活动，“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 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这就对当时影响广泛的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理念作出了否定。历史只有在与当下现实具有联系时才具有活的精神，在沧海桑田之后只能归于沉寂。这显然与客观和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的求真精神相背离。
克罗齐的理论在当时就不为绝大部分学者认同。英国历史学家伯里在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的题为《历史科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出“历史是科学，不少也不多。”“为人类社会上的故事(the story of human society)，穿上文学的衣衫，已非史学家分内之事。”^[]这就继承了兰克学派的一贯观点。首先，客观历史是客观真实的，采用科学方法的历史研究和著述能够还原出客观历史，即“不少”；其次，历史著述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往历史的真相，并不以艺术的手法加以联系和渲染，即“不多”。
学界有关科学或艺术的性质问题争论在高热度地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罗素等一部分学者对其产生了厌倦，不再认同它的意义，持一个调和的观点。罗素作为涉猎广泛、史观多元的著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 ^[]罗素认为历史著述应当表现作者的立场，广泛地阅读有所偏袒的作品更能反映历史，“如果你想了解生活在宗教战争的时代是什么滋味，那么你若既读新教徒的历史著作也读天主教徒的历史著作，你就多半能办到；但是如果你读的只是那些用完全超然的态度来看待整个一连串事件的人所写的历史时，那就办不到了。”^[]此外，罗素认为历史中的规律性相当有限，而且其中的许多规律如同经济学中的定律一般缺乏长时段的普适性。
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则旗帜鲜明地批评兰克学派认同历史是科学的观点。他在批驳兰克学派的文章《历史女神克利奥》时，研究发现历史因果和规律的可能性，认为历史不过是给予人对过往的知识基础，本身并无科学价值。
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在对现代科学主义的反思中否定了长久以来科学和艺术的两大倾向。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了客观历史的客观性质，否定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探求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将历史的著述定义为仅仅是史家个人所建构的文本，是史家依据所选材料所编排的故事，消解了历史著述在求真和载道两方面的崇高追求。
综上所述，近代历史学人对历史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观点可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层级：是否承认客观历史独立可认知，是否追求叙述客观历史，是否探求客观历史联系，是否认可客观历史的规律性。

三、试论客观历史的科学特性

常言之“历史”，包含了客观历史和历史著述。所谓客观历史即过往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客观历史有着客观独立、唯一真实、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联系有规律、可认知可检验的特性。而历史著述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是以并不完全严谨科学的自然语言所写就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艺术性。历史著述本身成为了史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而历史著述一经问世则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历史著述对其论述的过往历史绝无任何影响，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历史是客观的。研究历史如何可能改变所研究的历史？由于历史一词在表述中的多种含义，这一本来毋庸置疑的问题也有了不同的理解。胡适曾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在后世之人依自己的意愿对历史作任意的阐释，确有其道理。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自己原本的容貌，后世的“打扮”并不能改变其分毫。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是唯一的客观历史，肆意打扮的不过是基于历史的并不严谨的著述罢了。即使曾有篡改历史到了“女扮男装”那般程度的情形，历史女神克里奥依然故我。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凛凛不可侵犯”^[]。
其次，历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过往的人类社会进程是人类自觉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的结果，这也是客观历史作为历史学研究客体不同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客体的自然界之处。人类的自觉活动极大地增加了历史——包括客观历史和历史著述在内——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的存在对历史学家宏观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给予历史学家宏观的研究工作以独特的价值。复杂性的存在使得历史进程充斥着大量的偶然性，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的时代中，少部分重要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能力更为显著，因而其中的偶然性也更为凸显，这就成为一部分人放大历史偶然性，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的重要依据。
将偶然性认定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史学史中有一个著名范例，“假如克里奥佩特勒的鼻子生得短了一点，世界的整个局面将会随着而完全不同。”^[]这样随意更改某一历史事实的假设性问题，常常令人感到难以适从。客观历史中的要素及其联系是这样的复杂繁多，微观的偶然难以撼动宏观的必然。这样的观点之庸俗肤浅，柯林武德说得巧妙：“这是历史学方法的典型破产，它对真正的解释感到绝望，就默认以一些最细小的原因来解释最巨大的结果……依照这种理论，我们永远不能觉察到任何两桩事件之间的任何联系。”^[]。这般庸俗的解释或许有其戏剧性，但这应当是基于历史的艺术所关心的；倘若在严肃地探讨历史问题时仍采取这样的态度，历史的科学性就被消解了。
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常常因人的“自由意志”之重要性而受到质疑。著名学者杜维运就持这样的观点：“1939年如果希特勒决定不进攻波兰，是否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在那一年爆发？是否迟早因其他问题爆发？可否永不爆发？”^[]然而一个人的选择，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转折中的抉择，是受着具体历史环境的极大约束的。当纳粹德国已经以进军莱茵兰、索取苏台德走上了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道路，那么在狂热的军国主义的动员下，摆在希特勒面前的只有军事冒险这一条路；在这里半途而废从此“热爱和平”，难道国内外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会挑战纳粹建立不久的统治秩序？支持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自由意志在相互作用之下不会随意作出自我毁灭的选择，而往往循历史发展的脉络而动。
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检验历来饱受质疑。相较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而言，历史的一度性、单向度性给历史研究以独特的挑战。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所谓历史的规律并不能在实验室中检验。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对当今自然科学缺乏全面的认识。以物理为例，现代物理不只有实验物理也有理论物理，大爆炸理论这样的学说当下并未完全为当世的实验所证明，只能留待后人，这难道也是学者无科学价值的一己之“文本”？科学的规律是在排除了与问题无关的因素后总结出来的，而历史的规律同样也是概括提炼而来的。
 

四、结语

今天的我们在探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时，一方面不能抛弃前人的思想结晶，另一方面也不应简单地将自己置入前人划好的阵线中，当我们认同“历史是科学”时，并不是对经典作家的盲从；而倘若倾向于“历史是艺术”，也不应是简单地对过往盲目的反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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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2.原文意在表示历史学不受科学与艺术之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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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32. 
 
作者简介：吴建豪（2001.10-），男，汉族，福建三明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美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