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仁宗朝庆历三年（1043）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根据皇帝的要求，草拟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包含了对北宋王朝现状进行改革的十项纲领，是为“庆历新政”的开端。庆历新政以改革吏治为重点，从而引起了诸多保守派官员的强烈不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些许作为，则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形势。这种反对，对庆历新政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关键词：庆历新政，范仲淹，政治改革，朋党
改革，是指在不动摇现存政府的前提下，对现行国家政策进行改良的举措。北宋仁宗朝发生的庆历新政，是中国古代一次自我政治变革的尝试，历时一年又四个月。在宋仁宗支持下，范仲淹以克服弊政为核心，开展一系列改革，力图解决“冗官”问题，缓和北宋的财政困难与社会矛盾。然而在保守派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宋仁宗的信念受到动摇，使得改革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就以范仲淹被调离中央而结束，新政的种种措施，也未能实行下去。这股反对力量的存在，是导致改革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庆历新政是中国古代诸多政治改革中的代表，其历史教训对于今后政治发展亦有借鉴意义，故存在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本文试图从改革派内外两个角度来分析本次改革会引起保守派强烈反应的根源所在，以期为今后社会发展提供少许增益。
一、庆历新政颁行的时代背景
相较于前朝，北宋的经济领域大有发展。由于唐朝均田制被破坏，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土地所有权的交换日趋频繁。政府颁布法律来规范土地交易，而地主阶级也将原有的剥削方式调整为收取地租，从而极大放宽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在此基础上，北宋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均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变化尤为明显。唐朝时，全国上下10万人以上的城市大概有10个，而北宋则有50个之多，如此多的大城市出现是北宋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1]
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阶级分化加剧。由于北宋王朝采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大地主得以依靠财富优势兼并大量土地，使得中小地主与农民失去土地，经济地位受到动摇。由于北宋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族大地主的支持，故其很难对大地主集团作出约束。下层要求的变革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维持专制政权的稳定，但却对大地主集团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害，故屡屡受挫。这一短视造成了严重后果。在社会高层，对外，由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民众所组成的军队缺乏作战意志，北宋守内虚外，兵无常帅的制度则进一步加剧了军事劣势，使得政府面对战争倾向于和谈。对内，大地主权贵利用“恩荫”制度，几乎垄断了所有官位，产生了大量冗官。这批官员良莠不齐，执政水平堪忧，且使得官禄成为很大的一笔财政支出。基层形势同样严峻。虽然北宋经济十分发达，但其中真正能惠及农民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土地兼并与中央沉重的经济压力，大多转化为农民所担负的沉重赋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如庆历三年（1043）五月的王伦沂州起义与同年八月的张海，郭邈山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有限，但是影响较大，许多地方官甚至“宁是畏贼，不畏朝法”，引起了中央的极大恐慌。^[2]在此等内忧外患之下，“庆历新政”式的改革已不是朝廷内部的政见之争，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时代发展产物。
二、范仲淹十条纲要及其实质
范仲淹在“庆历新政”的推行中占据重要地位。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又年幼丧父，通过科举的方式获取门第，这就让他本人的背景区别于与朝廷中其他大地主官僚。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范仲淹，其志在于兼济天下，这与安于现状的大官僚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他的出身使得他本人与大地主阶级没有共同利益，也为主导改革创造了条件。
面对朝廷面临的困境，范仲淹认为核心在于解决腐朽吏治，去除冗官，提升行政水平，从而缓解朝廷在财政与政治上的压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十条改革纲领，其中超过半数是针对北宋吏治而为的，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推恩信”与“重命令”。同时改革也涉及经济与军事领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增强北宋对抗外敌，发展经济的能力。在这些措施中，除“修武备”没有被实施，其他的措施都在宋仁宗的许可下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范仲淹体现出了坚定改革的锐气与决心。史书记载，“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3]可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态度较为坚决。
尽管政策收获了一定成效，但政策本身仍有其潜在的问题。政策不够深入，浮于表面是改革的一个问题。以“抑侥幸”一条为例，在诏书中有“必五服亲乃得荫”的要求，虽然缩小了恩荫的范围，但没有对权贵的直系亲属作出任何限制，故难以从根源上解决恩荫的问题。^[4]但即便如此，也未能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其根本因素在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代表的阶级。北宋王朝是建立在大地主、大士大夫阶级的支持上的，而朝廷内部的朝廷重臣，也基本全为权贵所垄断。“在上层统治者看来，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非百姓的天下，因而他们宁肯保障士大夫的生活，而不顾百姓的死活。”^[5]大地主势力自北宋建立之时就已十分强大，绝非一时所能匹敌。而范仲淹等人的主张，恰更贴近于中下层地主、士大夫等有能力接受教育但碍于制度无法获取官位的中等团体的利益需求。其多项改革政策，都是针对大地主所主导的吏治而颁行。即便其并不深入，但也招致了大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此外，改革对于更为基层的中下贫农影响甚微，无法获得广大基层民众的支持，进一步削弱了改革派的实力。可以认为，庆历新政从开始实施，就具有阶级的局限性。
三、并不乐观的外部势力形势
改革派所必须处理的两股力量，其一为当朝统治者宋仁宗，另一个就是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僚。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他并没有为了自己执政期限内的稳定而无动于衷，而是积极寻找方法来改变现状。在宰相吕夷简退下宰相之位后，宋仁宗即任命范仲淹、富弼等人参与执政，随后授意范、富等人进言，由此出现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这一新政实施纲领。其中除恢复府兵制一项没有实施外，其他政策也都在宋仁宗的授意下逐渐推进。宋仁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在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特别是在保守派的攻击下，改革仍然得以延续，宋仁宗的许可是其必要条件。
但宋仁宗本人却并没有范仲淹那样的决心与认识，也并未与改革派达成绝对共识。他虽然一时赞成范仲淹等人的主张，但是顾忌于朝廷内大量的保守派官员以及大地主与士大夫，他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上却时有犹豫。古籍中记载：“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五让不许，乃就道。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6]可见，宋仁宗在对范仲淹的任命问题上，并未最初就委以重任，而是在数月之后才任命为参知政事，侧面印证其对于改革的犹疑。而影响更大的则是新政后期的“朋党”之争。在保守派的诋毁、诽谤之下，范仲淹等人被诬陷为朋党。虽然改革派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包括欧阳修撰写的《朋党论》一文，但封建帝王对 “朋党” 最为敏感， 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7]虽然没有宋仁宗质问范仲淹等人的记载，但却有“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8]的对话，也可以佐证宋仁宗此时对于范仲淹等人已有所猜忌。范仲淹被调离中央，多少也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保守派官员是另一股力量，是北宋社会中的权贵阶级。在北宋法律的保障下，他们得以以优势姿态参与国家经济、政治运作，对于损害自己既得利益的事件，往往持保守甚至反对态度。长此以往，至北宋中期时，社会的财富已大量集中于这一阶层手中，官场也为他们所垄断。与此同时，其才干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积极发展，目光短浅，安于眼前的利益。而范仲淹对于吏治的改革，恰恰是触碰了权贵们维持优势地位的根基。即使它并未试图将原有制度连根拔起，而只是做一些调整，但仍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可见此时大地主阶级官员的腐朽。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采取一系列手段来阻止新政的实施，包括伪造书信与兴起大狱，迫害改革派官员。但应当认识到的是，在皇权社会里，皇帝具有独尊的地位。只有动摇了皇帝的信念，才可能彻底终结新政。这一点也为夏竦所知，在其诸多的手段当中，当数造谣改革派为“朋党”的影响最为深远，又以伪撰废立书信最为恶劣。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朋党的谣言四起，动摇了宋仁宗对改革派的信任。而伪造的书信，则更令范仲淹等人有口难辩。尽管宋仁宗并未完全相信这些谣言，但改革派却难以在朝廷立足下去。不难得出结论，北宋的大地主阶级已经僵化，对于改革十分敏感，且会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随着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
四、总结
庆历新政的出现存在着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失败也同样难以避免。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样的改革无法战胜强大的保守顽固派。范仲淹等人懂得当前利益必须符合长远利益，国家利益的道理，也有报国的崇高情怀，然而懂得这一道理的人太少了，为了眼前利益不择手段的人太多了。接下来更为深刻的王安石变法，同样遭到了失败。由此可见，在政治改革当中，只顾私利，目光短浅的部分特权阶级，是改革最大的敌人。同时，改革的手段与深度也会影响整个大局的走向。在改革当中，争取更为广泛的力量与正确的审时度势，制定方案，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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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欧阳修，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792.
  [7]陈良. 庆历新政何以失败——兼谈北宋“朋党之争”[J].学习月刊,2014.4,54-55.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4:3580.
 
 
作者简介：高培源 （2000.9-）男，汉族，江苏泰州人，本科，研究方向：历史。